辛苦打拼是為了什麼？不就是衣食無虞之外，有一個甜蜜美滿的家？這個過去「理所當然」的奮鬥目標，現實生活中，現在卻有了很大的轉變。

 

　　台灣人對婚姻與伴侶的態度，比一般人的理解中更遲疑。

 

　　去年台閩地區結婚的新人，只有13萬對，比起前年又減少了4萬對，這個數字，創20年來的新低點。

 

　　台灣人結婚的年齡，也繼續往後延。去年男性初婚年齡的中位數落在29.7歲的大關上，女性則是26.6歲，比起6年前，又分別晚了0.7歲、0.8歲。

 

　　同時，離婚率則不斷攀升。去年台閩地區的粗離婚率為千分之2.8，雖比前年稍稍和緩，但3年來都持續停留在高峰。去年平均每天有172對夫妻離婚。

 

　　在感情與婚姻這個「心」的層次，兩性似乎是漸行漸遠了，然而工作與成就的各種指標，男女距離卻在快速地拉近。

 

　　不管是勞動力參與人數，還是參與率，女性都在去年又破紀錄。女性受雇者每月的平均薪資持續成長，一步一步展露與男性並駕齊驅的企圖。

 

　　孤男寡女的人生，似乎是自我選擇的結果。但是事實上並非如此，每個人主觀選擇的背後都有一隻看不見的手，是經濟、社會結構互相推擠的力量。

 

　　工作型態的變遷，是這股力量最具體的呈現。

 

　　

 

　　專研兩性與工作議題的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楊文山分析，不管是美國、台灣，社會結構都出現「成年期延後」的現象。

 

　　從生命歷程的觀點來看，一個人歷經完成學業、找到工作、離家、經濟獨立、結婚生子等階段，才算得上是「成年」。成年期延後不只表示完成這些階段的年齡延後，也包括「結婚生子」在成年的定義中愈來愈不重要。

 

　　楊文山分析，為什麼成年期會不斷延後？因為現代人要保有一份工作，需要更長的時間培養競爭力。知識經濟中，沒有好教育，找不到好工作；沒有培養專業，就沒有生涯發展；沒有終身學習，就等著被淘汰。

 

　　台灣人得非常努力，才能捧穩飯碗。瑞士洛桑管理學院最新公布的2005年世界競爭力報告指出，去年台灣人的工時仍達到2,327小時，勤奮的程度排名全球第4。

 

　　根據主計處的調查，「經濟基礎尚未穩固」已經跳升為台灣地區未婚者尚未結婚的最大原因。其次才是「未遇到理想對象」與「未達適婚年齡」。

 

　　「一個年輕人怎麼可能說：我工作不穩定，然後去結婚？」楊文山反問。

 

　　一方面，要得到經濟安全感與事業成就，難度愈來愈高，全面侵蝕人的精力與時間，排擠感情、婚姻在人生中的優先順序；另一方面，女性經濟地位的崛起，就像在兩性關係中投入一顆深水炸彈，到現在還在不斷爆炸，沒辦法達到平衡、更不要說恢復平靜。

 

　　

 

 

　　教育權普及，給女性全副裝備衝刺生涯。這個全新的舞台，新到在上一代的母親身上還看不見，過去決定女人幸福的要角，丈夫、小孩，一夕之間通通變得相形失色。

 

　　在「適婚」年齡「未婚」的女性，短短幾年間，從少數變成主流。去年25到29歲女性未婚率已達到59.1％，超過半數。30到34歲女性未婚比率也有26.9％。

 

　　長期以來，生兒育女被視為女性的天職，然而如今視小孩為「奢侈品」的女性比「必需品」更多。去年，台灣平均每位育齡婦女一生平均只生1.18個小孩，不但刷新低水位，也比已開發國家1.5人的平均數字低。

 

 

　　一位台大研究所畢業，又到英國念了一個碩士的外商公司女主管，34歲才結婚。「30歲以前，結婚念頭從不曾在腦海浮現過，」她快人快語地說。何況放眼四周的男生，工作上，「他們根本不是妳的對手。」等男生當完兵，進入職場，女生已經見過很多世面了。她實在沒辦法接受，30好幾的男生，沒出過國幾次，還不敢一個人在國外開車。

 

　　30歲以後，她開始試著參加朋友、家人安排的相親。只是，好幾次還沒見面，「聽到你的條件就先說不要，」她說。對方覺得她太優秀，自動打了退堂鼓。

 

　　工作把女性推上視野、品味的制高點，但是也進入一個逐漸縮小的婚姻市場。因為即使女性已經很優秀，還是想找比自己年紀大一點、收入多一點、職位高一點的男性「強者」作為伴侶。

 

　　

 

 

　　實際上的狀況是，男性也覺得這樣比較自在。研究心理學，專長是「東方人幸福學」的中央大學人資所教授陸洛，以心理學上的通例說明：當太太學歷、地位、社會收入都比先生高時，先生得到憂鬱症的機率是別人的2倍。

 

　　在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楊靜利與學生李大正、長庚大學醫務管理系教授陳寬政做的研究中，針對1990年１到12月，以及2000年1到11月的資料分析，教育程度愈高的女性，未婚率愈高，然而男性卻相反。也就是說，男性的未婚率增長來自低教育程度者，女性卻是來自高教育程度。

 

　　這項研究同時也分析了1990、1993與2000年的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結果，發現雖然在年齡與教育程度上，台灣人的結婚形態都有從傳統「男高女低」的模式朝向「男女平等」，甚至「女高男低」發展的傾向，但是一比較「收入」變項，又回到「男高女低」的僵固狀態。

 

　　「女生為什麼不結婚？因為找不到比自己更好的人；男生為什麼不結婚？因為找不到比自己更差的人，」楊文山半開玩笑卻犀利地道破現狀。

 

　　除了觀念上「男高女低」的「婚姻斜坡」（社會學上稱此現象的專有名詞），仍然擋在男性、女性之前，而且隨著女性條件愈來愈好，愈築愈高之外，兩性對婚姻內涵的期望也是大不同。

 

　　

 

 

　　看待這批「新女性」，男性的態度既矛盾，又分歧。

 

　　知名DJ也是創作人的陳樂融，最近剛完成果陀劇場新劇《我的大老婆》劇本，內容也是探討現代男性的心態。陳樂融觀察，大多數男性「骨子裡還有著對上一輩的模仿，問題是，已經沒有那種時光了。」

 

　　「男性自我優越感還是非常普遍的，」陳樂融認為。「男生聚在一起，都是談電腦怎麼升級、怎麼去玩，甚至誰的『波』大。」男性與同儕討論的話題，很少牽涉到與女性的相處之道。

 

　　於是，儘管愈來愈多女性在企業裡發光發熱，但很多男性在考慮終身伴侶時，還是又回歸到女性溫順、體貼、照護的特質。

 

　　以科學園區工程師來說，他們通常被視為最有競爭力、也最有身價的男性代表。可是竹科工程師偏好現場女作業員、小學老師、護士的說法同樣也傳布已久。

 

　　最近台積電人力資源部為單身男性員工舉辦聯誼活動，承辦活動的幹部不諱言，大多數工程師確實喜歡以老師、護士為職業的女性，他們也就因應期望，去找學校、醫院做為聯誼合作單位。

 

　　同樣一個元素——工作，對男性與女性的情感態度影響卻相差十萬八千里。男性是：「工作已經很累了，我不想再花太多心思經營感情。」

 

　　 女性卻是：「既然我工作表現不比你差、賺的錢又不比你少，為什麼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？」

 

　　楊文山指出，婚姻關係演變的進程，可以分為3個階段：

 

　　1.「制度化婚姻」（Institutional Marriage）——結婚以生兒育女為目的，家事分工清楚。

 

 

 

　　對台灣女性來說，所有變化集中在近10年，等於歐美國家3倍時間的壓縮。「做了光速的跳躍，」楊文山形容。女性對婚姻的期望，已經走到「獨立式婚姻」的階段，但是大多數的男性，還停留在「制度化婚姻」。

 

　　這樣的落差也讓很多女性對婚姻卻步。

 

　　

 

 

　　如果女性要追求工作成就，又要滿足男性對傳統女性的想望，就把自己推進一個非常辛苦的境地。陸洛用「3M」女強人——manager（主管）、maid（女僕）、mother（母親）來形容，十分傳神。

 

　　能夠兼具事業與家庭的女性，都需要另外一半的支持。這支持來自他們能夠接受「每件事情都需要協商」的互動，而非固定的「男主外、女主內」。也就是說，問到家庭裡怎麼分工？「不一定」可能是最常見的答案。

 

　　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公共事務處副總裁章純如就是一個例子。她學了20年鋼琴，念師大音樂系，但是因為覺得老師的世界太單純、太容易預期，後來不惜賠了學費，決定出國留學。

 

　　章純如的先生在科技業工作，兩人個有一個3歲大的小男孩。因為雙方工作都忙，每天誰去接、誰去送，都要視對方的工作狀態而定。至於家務，章純如的作法是「能外包，就外包」，她請了彭婉如基金會的阿姨1個禮拜打掃1次，每次只需要台幣1,000元。

 

　　無法外包的部份，「一定要去訓練先生，不能把所有擔子都放在自己身上，」章純如說。「我常去教育他，以前是以前，現在是現在。」

 

　　某個角度看，章純如有幸運的一面，因為先生不曾要求她當個「賢妻良母」。「他一開始就知道我不是這樣子的人，」章純如解釋。反而是先生本來在業務上有長駐大陸的需求，因為她不同意，後來就換了工作。

 

　　

 

　　「新好男人」衝擊反而愈大

 

　　其實，要適應這種新的相處模式，愈是意識到「時代轉變」的「新好男人」，愈是感受到衝擊。

 

　　台達電子公共關係資深經理周志宏，已經是很多人眼中的好先生、好爸爸。但在他心中，還是常常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。

 

　　如果小孩學校有活動，周志宏大概10次當中，10次都有意願，然而常常因為工作耽擱，真正成行可能只有2次。不同的是，工作一樣很忙的太太卻會排除萬難前去，免不了對他有幾句小小的抱怨，他也因此覺得愧疚。

 

　　男性從來都被教育以公事為重，周志宏對自己也有很高的責任感與要求。在這樣的標準下，與工作表現權衡時，家庭的比重能夠提到多高？在內湖科學園區工作，每天盡可能準時下班，好通勤趕回新竹家中，爭取與小孩相處時間的周志宏，同樣常常陷入這樣的思考。

 

　　在各種工作改變兩性關係的效應中，台灣有個額外多出的面向——因為兩岸產業分工的經濟結構，「外派」成為許多人生涯上的必經路徑，也因此為家庭的發展、婚姻的維繫投下一個變數。

 

　　

 

 

　　「中國現在是唯一可以賠錢作生意的國家，」美國優利系統大中華區副總裁暨總經理王嘉昇說。「我們在台灣做10million（1千萬美元），還不如在大陸做3million（3百萬美元）受老外重視，」他很直率地道出跨國企業眼中，兩岸在市場規模上競爭的現實。

 

　　也因此，王嘉昇很清楚，到大陸工作是遲早的事。「只要往上走就沒得選，」他說，「我不去，就是自己走到生涯終點。」

 

　　王嘉昇的太太台大經濟系畢業，在中國信託工作，非常優秀。但是因為王嘉昇經常出差，2個小孩都是太太照顧。王嘉昇很欣賞太太的工作能力，「但我內心實在不希望她這麼忙，希望她當個secretary（秘書）就好，」他誠實地說出自己的想法。

 

　　如果有一天，必須長期在大陸工作，王嘉昇的計劃是自己先去1年，再接妻子、小孩過來。當然屆時太太也會面臨生涯中斷的問題，王嘉昇對太太有歉意，但更不願意一家人分居兩地。「她都是以我為重，我真的非常謝謝她，」王嘉昇說。

 

　　趨勢科技台灣區經銷業務部協理王君懿，是另一種因應的典型。

 

　　一年半前，王君懿與先生「非常刻意」地賣掉了手上所有不動產，就是為了讓自己更「flexible」（有彈性）。「未來工作不是在大陸，就是在美國，」王君懿說，她跟先生都很清楚台灣在全球分工體系下面臨的生態。

 

　　王君懿的先生也是業務部門主管，美國、台灣兩地飛來飛去，一個月只有7天在台灣。王君懿因此生活非常獨立：「車、數位相機、攝影機、高爾夫球杆，什麼東西都是他一份、我一份，」王君懿屈指計算。

 

　　前一陣子，先生過生日，王君懿也只能用簡訊傳「生日快樂」給他。所幸小孩平日有自己父母幫忙照顧，不必擔心。王君懿說，她跟先生兩人都已習慣這樣的生活，即使大多數時間一個人過，同事、朋友很多，也能隨時找到讓自己快樂的方法。

 

　　她現在最煩惱的，不是先生不在身邊、自己要照料小孩，反而是「我到底要不要去中國大陸上班？」在趨勢科技的4年間，她曾放棄過幾次機會，但她的考慮已經跳脫跟先生聚少離多的因素，而是小孩的教育問題。

 

　　可以預見的是，在未來工作型態的劇烈變動下，家庭、婚姻、兩性關係，還會出現很多想像不到的挑戰與可能。

 

　　

 

 

　　不管男性或女性，面對巨變，恐怕都需要更開拓的眼光。

 

　　陸洛分析，現在工作與家庭對兩性的期待，其實都是相互牴觸的。「在同一個人身上要求兩套心理特徵、行為模式，等於是強迫所有男人╱女人都精神分裂，」她說。

 

　　但是在傳統價值觀還追不上社會變動的情況下，她建議個人的因應之道是：準備兩套“mental switch”（心智開關），下班之後回到家，就換另一套系統來運作。

 

　　做為女性，她自己就調適得很好。陸洛來自對岸，在英國牛津大學做博士後研究時，認識了從台灣去遊學的先生，2人一見鍾情，13年前她嫁來台灣 。

 

　　她的先生只有高專畢業，但陸洛非常懂得彼此尊重，從不把學術上的權威帶進家庭。先生喜歡理財，她就全力支持，而且絕不過問成敗，讓先生在這個領域享受完全的成就感。

 

　　「如果你對他造成威脅，他也會反過來威脅你，這就是負向循環，」陸洛說。要懂得去呵護對方，就盡量去減少自己工作帶給他的壓力。

 

　　男性當然也需要做相對應的轉變。面對女性進入男性的戰場攻城掠地，如果男性沒有為自己開發新的價值肯定，「功成名就」仍然是唯一的生涯目標，自然會覺得危險、有不安全感。

 

　　另一方面，即使女性在各方面大步邁進，「我仍然很少看到一個真正的『英雌』，立志要去保護男人，」陳樂融說。他同時點出很多女性評斷男性的矛盾：又要男性事業有成，又要居家。「很多新好男人，他們喜歡的女人，看不上男人的賢慧，這也是一種悲哀，」他指出。 對於未來新的兩性關係發展，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院長紀登斯在《親密關係的轉變》一書中，提出他的觀察。 現代婚姻的第三條路 紀登斯將兩黨政治運作的「第三條路」概念，應用於現代的婚姻中。他認為，「民主化」的協商繼政治之後，會逐漸延伸到私領域。現代社會的兩性相處，再也不能繼續停留在簡單的支配與從屬架構，要維繫親密關係，就必須談自由、協商、流動、工作需求、經濟平等這些不浪漫的議題，個人也必須能在自由和承諾之間維持平衡。 當政治從威權走向民主，婚姻從「制度性」進階到「獨立性」；台灣的男與女真的要體認，上一代父母的相處方式已經不適用於現代，社會、經濟、兩性的轉變來得如此快，在父親節與情人節的當下，都需要重新認識彼此。 畢竟，「要成就也要幸福」仍是絕大多數人的渴望。熱愛工作之外，誰不希望留有餘裕，能夠好好愛她╱他，以及被愛